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刘鹤认为，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201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再次强调防范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到，要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的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结构的适应性提高，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并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发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胀仍在看原油的脸色。
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同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二）需求侧改革同样重要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经济要实现转型，则要求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及外需，拉动经济实现新的边际增长。从内需的决定因素看，一方面，可支配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及减税降费的实施。另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至此则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 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由此，我们应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及扶贫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刘鹤认为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的建设，“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 想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的要求相类似。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基建的投资重点。其次，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是现有城镇收入分配格局下，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边际增量。因此，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4年聚焦三农，但今年乡村振兴战略尤为值得关注。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另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三）供给侧改革中的“一补”——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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