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一声令下，公安总局和岭前分局的有关人员，闻风而动，紧急集合，进行搜捕。首先逮捕了王国屏、谢立业、李盛春，同时迅速包围了敌人首脑机关。当侦察人员勇敢地冲进楼内突然站在敌人面前时，匪首们如梦初醒，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代理书记长、第四独立团政治主任刘世德、团长汪逢玺、参谋长谷世卿等人，一一束手就擒。就地逮捕的还有市党部组织科助理于永瀛和第四独立团军需官任殿镇。
连夜的审讯工作开始了。狡猾的敌人故作镇静，一字不吐，装腔作势，妄图过关。曾任过伪满新京地方法院检察官的刘世德伪装商人，高谈阔论行情和生意经。曾任伪满四平省公署农林股长的汪逢玺则满脸凶相，一言不发。伪军少校谷世卿油嘴滑舌，百般抵赖。由于我们搜查不严密，未获得敌人的罪证材料，这些落网的头目一直与我抗拒，直到凌晨1点多钟，案情仍无进展。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到天亮之后，就会惊动敌人，使大批敌人漏网。在这个关键时刻，于会川同志作了认真地分析，找出了问题的症结。他说：这是带有遭遇性质的破案，由于我们对案情不熟悉，审讯打不中要害。敌人欺负我们不占有材料，我们就要搞到材料。敌人在指挥机关里开会，一定会有文件材料或其他证据，必须彻底搜查!随即果断决定，立即派人回去再次搜查，务求彻底，乃至“掘地三尺”，不获证据，不达目的，不要回来。
黎明前3点多钟，搜查的同志带着战利品满怀喜悦地回来了。这次搜查获得的罪证是：枪8支、子弹200发，全市组织名册2册，10个区党部名册1份，第四独立团一、二营、特务二连的名单各1份，未编制名单1份。文件材料有情报材料、苏联工厂调查1份，反苏提纲2份，宣传科工作计划、社会科工作计划草案、旅大金复员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各1份。另外，还有电报密码2本，通讯号1本，各种印章13个，委任令状14件，第四独立团1月7日～24日账目清单1本。在证据面前，狡猾的敌人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不得不供认他们的所有罪行。
原来这些罪证，是藏在小楼卫生间的一个多年失修停用的水便池子底下空洞里面的。第一次搜查时，虽然也发现了这个水便池子，但是没有搬动检查。这次复查时按照“掘地三尺”的要求，把水便池子搬开一看，里面所放的文件名册、枪支子弹，正是敌人的罪证。尤其重要的是在缴获的这批罪证中，发现在1份党员名册的封面上贴着一张小扉页，上面写着：“辽宁省党部：现将我大连全市党员及蒙难同志的名册报来，请查收。”签署的单位和时间是：“国民党大连市党部，1946年1月24日。”这说明匪党的名册、文件拟成不久，只待发出，稍有贻误，就难以掌握全部敌情。
根据缴获敌人的名册，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共有地下党员860名，其中区分部执委以上的骨干分子165名，地下武装有800名左右，排以上的骨干分子约有60～70人。他们的触角，已伸到和埋藏在我市的要害部门和角落。为了实现其“翻底”策略，有的钻进了我政权机关，甚至钻到公安机关内部，窃居要职，掌握武装。据当时统计：已打入我内部的有175人。其中，机关团体85人，新生时报社5人，邮电局3人，广播局12人，中苏友好协会2人，总商会1人，电业局3人，大华贸易公司1人，而公安机关则有90人。这个数字表明，敌人就是要夺取我们的武装，进而夺取我们的政权。公安机关的分局实际上成了被敌人操纵的1个营或是1个连。
他们不但在秘密控制武装，而且正在企图对苏军以及民主政府的负责人进行暗杀活动。据案犯供称：汪逢玺有暗杀团，在常盘桥(今青泥洼桥)杀死苏军的就是他们干的。想杀政府领导人及苏军而未遂的事很多，对副市长陈云涛、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他们暗中查其行止，可能时予以杀害。
基于敌情严重，当日拂晓前，于会川同志便向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大连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等同志作了汇报。当即决定：“立即进行全市性的大搜捕，要一网打尽，不要漏掉一个!”根据当时大连地区的形势，按照党的“打击首恶，分化瓦解”的政策，本着武装严于地方，内部严于外部的原则，对捕人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一)区分部书记以上；(二)地下武装排长以上；(三)混入内部的；(四)敌伪残余分子加入国民党的。对这4种人“一律逮捕”。
体现政策教育群众
1月27日上午召开了县、区分局长紧急会议，于会川作了搜捕的动员部署，开始了全市性的大破案、大搜捕。农历腊月除夕又进行了一次集中搜捕，共逮捕200余人。这次大搜捕，对全市人民震动很大。为了教育群众，特别是有正统观念的知识青年，市委决定要做好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
1946年2月1日，于会川在大连《人民呼声》报上，以大连公安总局副局长的名义发表了《关于破获反苏要案的谈话》，揭露了敌人的罪状，教育安定了群众。
遵循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搜捕的案犯，以罪恶轻重、坦白态度好坏，分别进行了处理。对捕办的111人中，除病死1人外，判处死刑4人，即历史上有罪恶，窃居公安内部重要职务，发展地下武装，图谋暴动，抗拒坦白的第四独立团营长、副营长高百川、桑长清、陶德山，以及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国民党党棍、第四独立团副司令隋云崶等4人，分别于1946年4月5日和9月17日判处死刑。
判处有期徒刑者24人。这部分案犯主要是罪恶较重，坦白态度不好，原是日寇的汉奸走狗，又参加反动组织，释放后仍可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
经教育后宽大释放者82人。这部分人多数是教职员、学生，前受日寇奴化教育，后受国民党宣传“正统”观念的影响，盲目参加反动组织，经教育思想转变较快，坦白态度较好的。5月间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坦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大会，有机关、学校和市民参加。由失足青年在会上揭发反动派以威胁、利诱、欺骗、逼婚等毒辣手段拉拢青年的罪行，感谢民主政府实行宽大政策，使群众分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民主政府之间的本质不同。通过这次大会，一般青年存在的动摇、逃跑、恐惧思想逐步好转，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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